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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科技生态蓬勃发展

发布日期:2018-06-09  来源:admin
       “我认为香港在金融科技方面大有可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表示,香港作为金融科技中心,目前在特区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业界共同努力下,香港金融科技生态蓬勃发展,还和粤港澳大湾区其他核心城市加强合作,共同打造世界级金融科技中心。
  香港特区政府不遗余力推动金融科技发展
  林郑月娥6日在香港举行的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论坛上表示,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同时拥有高度发达的资讯及通讯科技产业,是结合创科和金融的理想地方。
  “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吸引了相当多投资,在过去三年间,投资在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累计的款额已达9.4亿美元,差不多是在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总和。”林郑月娥说。
  她还表示,在香港金融科技的发展当中,特区政府很愿意扮演促成者和推广者的角色。其中,香港投资推广署下辖的金融科技专责小组负责对外推广,并为内地和海外金融科技公司在香港扩展提供一站式服务。
  2016年9月成立以来,专责小组已为超过310家金融科技公司提供协助,并成功吸引19家金融科技公司落户香港。
  香港金融监管制度达国际水平,法规清晰,高效可靠,并与时俱进。香港金融管理局、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保险业监管局已分别设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为企业提供一个以先导形式试行应用创新科技的监管环境。
  “我们的金融监管机构也是香港金融科技的促进者,其中金融管理局将会在今年9月推出快速支付系统,全面连接银行和储值支付工具营运商,促进零售客户和企业的支付服务。”林郑月娥介绍。
  香港金融科技生态蓬勃发展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表示,银行业、金融科技界和金管局必须共同努力,改变香港的金融生态环境。
  为推动香港迈向智慧银行新纪元,金管局正积极研究推出开放应用程序接口,将银行系统和服务更方便地与其他行业,例如生活、医疗保健和零售等的系统联系起来。
  金管局与应用科技研究院在香港科学园共建金融科技创新中心,让银行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中,测试创新的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香港科技园公司董事局主席罗范椒芬介绍,目前香港科学园内有超过670家科技企业,当中从事金融科技的企业近年有双位数的增长,技术研究和应用范围包括移动支付、P2P金融平台、财富管理、分布式总账、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网络安全和生物识别技术、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身份管理、电子商贸、保险科技等。
  数码港作为香港金融科技的大本营,已汇聚超过250家金融科技公司,专注于区块链、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大数据和程式交易等应用研发,是香港最大的金融科技社群。香港数码港董事局主席林家礼表示,在数码港1000多家企业中,有50家最优质的企业,是未来的科技独角兽,这些企业将成为香港未来科创大潮的引领者。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致力培育香港金融科技人才。金管局的金融科技人才培育计划升级版为年轻人提供了宝贵的实习和就职机会。现在也有各种拨款计划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支援。
  强强联合共同打造大湾区金融科技中心
  林郑月娥表示,各界热切期待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将为香港带来无限机遇,包括在发展金融科技方面。她认为深港两地合作可以产生很好的协同效应,体现优势互补,互惠共赢。
  她介绍,香港金管局和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于2017年6月签订谅解备忘录,加强金融科技合作,又合办了深港金融科技创新奖,表扬和鼓励两地金融机构开发杰出金融科技产品及金融合作项目。在深圳方的协助下,金管局将安排香港学生于今年暑假在深圳有关公司实习,让他们实地体验深圳的金融科技生态环境。
  深圳市人民政府金融发展服务办公室主任何晓军表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和“试验田”,一直充当内地金融创新和科技创新的“领头羊”,拥有较强的金融科技创新实力;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拥有全球优质金融资源和较强科研实力。
  何晓军认为,深圳、香港、澳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核心城市,可以充分发挥各方在金融和科技领域的优势,强强联合、融合发展,从而提升粤港澳大湾区金融科技整体水平。
  腾讯集团副总裁赖智明表示,金融科技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引擎和基础设施。通过打通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可实现一个有粤港澳特色的世界级大湾区。作家刘以鬯于香港东华学院去世,享年100岁。他主持过多种报刊副刊,并致力于文学创作,其代表作《酒徒》《对倒》在香港文学史上影响深远。2010年,刘先生获得香港书展颁发的“年度文学作家”。本文系刘先生生前在香港回忆早年在上海办出版社时的经历,于2010年7月27日刊于《东方早报》。
  刘以鬯口述
  10多年前回上海过一次,你说跟过去不同,也可以,你说跟过去很相似,也能说。我在南京路一样看到以前那么多的商场,只是店不同了。
  我以前住在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爱丁堡路(今江苏路)那里,就是愚园路和大西路之间。我那个时候在上海办了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就办在自己家里。10多年前回上海也看了下老家,我家以前住的地方现在变成学校了。
  在念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上海国际饭店。1940年代我在上海办出版社的时候,早晨我是上班,吃过中饭后就去国际饭店喝咖啡。那时候,上海和国内其他作家们都知道,我下午都在国际饭店喝咖啡。最后很多作家都去国际饭店直接找我。比如抗战的时候,有个出名的年轻作家姚雪垠,他就到国际饭店来见我。我很欣赏姚雪垠的小说,我问他,“你在上海住哪里?”他说,就住在一间亭子间里,那个时候他连吃饭都成问题。我就帮他出书,还对他说,“你就住在我出版社里。”他就住在出版社书库里,也在里面写稿,和我们出版社的人一起吃饭。
  我跟柯灵关系很密切。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开始投稿,那个时候柯灵已经在编杂志副刊,我投稿给他。那个时候,柯灵最欣赏我。那个时候我住胶州路196号,有一次他为了把稿费给我,特地跑到我家里来看我。我真是兴奋不得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们一起到静安寺喝咖啡。说起张爱玲,我经常去《西风》杂志投稿,好几次从门口看到一个女人,那人就是张爱玲。张爱玲在那个时候是给日本杂志写稿子呢,这个大家都不知道。
  有“香港文坛教父”之称的刘以鬯年轻时在上海与柯灵、徐訏等交往颇多。
  我在1940年代的时候,才20多岁,对中国新文学很有兴趣。上海的出版社当时出版的大部分是商业小说比如武侠小说,我想做的是纯文学出版社。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中国老作家都愿意把作品交给我。那个时候左翼作家都是写农村,我是上海出生、长大、读书和做工的,关于农村情况不了解。看他们的农村小说也没什么喜欢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喜欢的都是现代派作家,比如穆时英、戴望舒他们。那个时候左翼农村小说差不多占领了中国新文学的90%,我怎么能够写农村小说?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写上海霞飞路一个白俄妓女的故事,那时我才10多岁。我那时候也给施蛰存出过小说,戴望舒的稿子也是他转给我。他也住在愚园路,就住在我家后面。所以他有时候就走到我家把稿子给我。
  我当时出版最多的是徐訏(的作品)。很多人叫他“徐于”,所以他干脆把偏旁也拿掉了写“徐于”,这样一来我很难办。我出版的小说都写“訏”,到最后人家还以为我弄错。那个时候他的书都是我出版的。我到香港后,我原计划把徐訏的书向海外出版,但我来到香港后发现很多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
  我离开大陆到香港后带的钱并不多,以为顶多在香港住几个星期。但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打仗一路打到南方,我就在香港回不去了。最后,我当时拿的钱都用光了,身上只有一支笔和几张白纸,然后就写稿,生活就这么过下去了。那个时候香港的稿费是,1000字三四块港币。当时香港买一碗馄饨面都要三四毛。写2000字一篇的稿子,每天吃馄饨面也能过。所以,我就靠一支笔在香港活下来了。